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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看中国舆论传播之不足

2011-11-11 16:33 作者: 黎 星

 核心提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相比西方媒体舆论,中国在运用舆论传播力量、非政府组织开展公共外交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为此,我国应把学者、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学生、非政府组织同政府部门结合起来,提高舆论传播和公共外交水平。

 不管我们是否有准备,2009年中国被推到世界的前台,或许是因为这一年中国经济逆风增长,或许是因为这一年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中国被推到前台,“中国话题”开始持续占据境外主流媒体报道议程。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国际舆论传播及公共外交。

 中外舆论传播的落差

 根据中国日报社的舆情调研,2009年外媒涉华报道,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大的飞跃。这些报道已不再局限于对中国的粗浅认识,而是调整或是被迫适应中国崛起的事实,开始倾听或者转述来自中国的声音。

 中国坚持维护自身利益,无论是在人民币汇率还是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中国都有自己的立场。中国的自身定位是: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说,一开始国际社会还是认同我们自己的定位的。但是2008年从美国刮起的世界金融风暴开始改变人们的看法。接着在气候谈判过程中,中国又不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将中国视为一个全球经济和气候变化的利益攸关者的看法开始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定位。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去年在《外交事务》上再次提出了“G2”的主张,又把中国和美国置于一个集团中,并得到西方一些有分量的战略家和学者的支持和赞成。中国总理温家宝2009年5月20日在出席中欧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时,明确地阐述和解释中国的立场,强调一两个国家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全球的问题,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

 温总理的讲话表明,国际社会舆论中有些人想借中美共治的格局来重新定位中国。可见中国对自己的定位和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定位已经形成落差,我们自身的实力和外部世界对我们的期待也形成了落差。在此背景下,中国公共外交和舆论建设及传播显得尤为重要。

 中外舆论较量

 哥本哈根会议谈判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几大集团之间的博弈,核心矛盾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路线选择、具体制度安排上的矛盾。尽管达成框架协议非常艰难,但国际社会中还是有强大的政治意愿支持,希望在共同愿景等大的框架中达成共识,在具体制度安排上为以后谈判留出余地。整个气候大会过程让我们遗憾地感受到我国公共外交和舆论传播的不足,使中国面对国际社会,特别是面对西方媒体指责时,常常被动,疲于招架。

 《卫报》与中国官媒

 此次大会意义重大,国际媒体异常重视。英国《卫报》称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和美国大选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媒体盛会,也是近30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多媒体事件。据统计前后共有来自180个国家的5千多名记者蜂拥至哥本哈根。英国广播公司(BBC)派出35人的报道团队,《卫报》派出了包括环境记者在内的8人团队。而且每家报纸还有网络记者、博主、音像记者、制片人、分析家和推特(Twitter)用户。西方发达国家有些报纸还出版了自己的“绿色报道”。发展中国家也首次派出了记者,中国、印度、巴西共派出记者近300人。最有影响的恐怕要算是英国的《卫报》。《卫报》是最早揭露“气候研究门”的报纸。在会议第一周,《卫报》揭露了《丹麦文本》。会议第二周谈判进入胶着状态,又是《卫报》披露联合国气候变化机构的研究报告,称即使目前各国完成所公布的减排措施,全球也得升温三度。会议结束后《卫报》又发表署名文章,对我国在气候变化会议上的努力泼脏水。

 现在回过头来分析,《卫报》的报道,可以说不是一般的新闻报道。它从一开始就和西方政客们密切配合,设计了四个环节。第一环节,从2009年12月8日和9日开始,《卫报》连续报道“泄密文件”——《丹麦文本》。第二环节,开始挑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12月19日《卫报》发文称“有两件事情出乎中国意料:一是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突然‘发展中国家’的帽子不再那么合适了;二是中国被美国的谈判战略击败了”。第三环节,《卫报》把矛头从发达国家身上转移到中国身上。12月20日,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长爱德华•米利班德(Edward Miliband)在当日出版的《卫报》上撰文,点名抨击中国领导“劫持”哥本哈根会议,阻止重要的减排协议通过。最后环节就是最终目的,把大会失败的罪名推给中国。12月22日,英国人马克•莱纳斯(Mark Lynas)在《卫报》的报道中称:“当时我就在现场,所以我知道中国如何破坏了哥本哈根气候协议。”该作者的证据之一是:18日晚上20多个国家首脑召开闭门会议,但让他“震惊的是,中国总理温家宝没有屈尊出席,只派了一名低级别的外交官与会。这名外交官言辞粗鲁,席间他要给他的上级打电话。”此后,《卫报》记者继续发表对中国的批评,称国际检测让中国感到担心,唯恐暴露国内问题等等。

 有一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卫报》在气候大会期间的作用。马克•莱纳斯是马尔代夫政府顾问,我们可以联系一些小岛国在大会前后的表现来看这位顾问的影响,他利用这些岛国的活动挑拨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位先生当然还要和西方一些政要坐在一起,用其他一些有争议的指标来混淆是非,并发表文章把压力转到中国身上。《卫报》从造势开始,到设置新议程,再到煽动炮轰中国,是西方一些政客利用公共外交与媒体制造舆论和影响进程的范本。

 相比之下,在会议关键的几天中,虽然中国代表团几乎每天都有新闻通气会,何亚非副部长12月11日、特别是17日的新闻发布会,也有效果。但整体的舆论研究缺失,特别是在关键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8日下午,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个披露《哥本哈根协议》。之后的几天内,当谣言四起,传说不断的时候,我们既没有政府发言,也没有代言人发声。如果要说话语权,是我们自己放弃了。其实我们的媒体工作者也想替政府代言,可惜没有这样的机会。直到12月24日,新华社才发出《温家宝哥本哈根斡旋内幕》一文,反击西方指责。此时早已过了“第一时间”,在国际社会,不该有的对我国不利的影响早已形成,我们怕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占据道德高地了。

 澳大利亚学者罗斯•格兰杰(Ross Grainger)最近撰文指出,对中国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而是中国尽管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乐意达成一个最好的绿色协议,但又如何成了国际社会上关于会议失败舆论的替罪羊。认真反思,我们可以看到,近二十年来可以说中国在国际舆论中几乎没有片刻喘息机会,总结一下西方舆论,有人说几乎可以编一本《折腾中国的千百个理由和做法》,这样一本书也许会成为畅销书。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国际舆论又把中国折腾了一回。

 非政府组织:西方与中国

 除了国际媒体,大会还吸引了大量非政府组织参加。12月7日开幕式,会议大厅里挤满了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据会议组织者称,一共有45,000人注册参会,其中非政府组织代表就有近30,000人。

 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注册的数量远远超过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来自世界各地,但是多数来自发达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组织注册的来自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具不完全统计有100多个,而在中国名下的仅有20个左右,而且其中有4-5个来自香港、台湾地区。以非政府组织代表的身份参会的发达国家代表显然在总人数上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二是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组织性强。多数来自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人数多,租用展区位置大且明显,并组织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展览以及活动,每天都吸引参会者的注意。所有这些研讨会、展览和活动从多个方面传达着能够影响气候变化谈判的观点、信息。在发达国家基金会的支持下,这些组织还赞助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参会。中国人也不少(100多人),但是多数也收到了国际性主要非政府组织或基金会资助。这其中不乏年轻人。他们满腔热情,但是未被我们有效组织和发挥作用,而且他们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复杂性显然很不了解。

 三是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在非政府组织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更值得关注的是舆论及其传播的影响。自称由全球500多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在会议期间每天出版一期生态日报(Eco Daily ), 跟踪气候变化谈判进展和重要的研讨会上传播的信息,据说该刊物内容与以前相比较,缺少了对发达国家的批评和评论。这里我们不得不怀疑发达国家提前对舆论引导的安排。相形之下,在我国名下的非政府组织寥寥无几,声音小,力量弱,无法对会议施加影响。在研讨会上,有的非政府组织力量大谈我国减排的成绩和经验;有的讨论我国减排的空间,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积极来压缩自己的发展空间;几乎没有研讨会来讨论介绍气候变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困境,减排的压力给我国的社会发展带来的负担。在缺乏公共外交组织的框架下,这样的参与,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恐怕要大于正面影响。

 从公共外交的角度看,我们在参与国际间大型谈判、会议等活动时综合实力上远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弱,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使中国政府首脑和外交部官员都表现优秀,我们在整体上还是无法与发达国家抗争。缺乏公共外交的安排,中国希望展示的形象是无法成为现实的。而西方在非政府组织中力量强势,他们的公共外交就占优势。尽管这些组织大都表示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减排义务,但是,他们通过研究报告、展览和研讨会等设计,大量传播气候变暖给小岛国和最贫困国家造成的危难,以此转移或分散针对主要发达国家的斗争矛头,引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国和最贫困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代表来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试图改变“共同但有区别责任”这一谈判原则。

 中国的对策:突出“人均排放权”

 哥本哈根会议后西方对中国的攻击不会停止,相反我们可以预见,今后如果想减少外界对我国政策的批判将会越来越难。毕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越来越高。

 近日,有学者指出,气候变化研究,中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所率领的课题组在2009年12月《中国科学》D辑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在这篇题为《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方案评估及中国长期排放权讨论》的论文中,他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等机构此前提出的减排方案,统统称作“减排话语下的陷阱”,并直斥这些方案“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因为它们试图“将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的贫富差异固定化”,并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多数倍的未来人均排放权。

 “人均排放权”应该是我们的大旗,是我们要坚持的基本权利。未来气候问题全球治理将是复杂和艰苦的过程,我们建议,首先是要更好地组织公共外交队伍,把学者、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学生、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结合起来;第二,把舆论建设纳入气候公共外交重点,舆论的重点是突出“人均排放权”,我们还要研究设计为此服务的各种子项;第三,组织落实政府首脑国际活动的进行式报道安排,第一时间反映我们的主张和要求。要知道,当我们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面对的是并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西方媒体,唯有真正有效调动和运用舆论,才能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影响,形成对我国有利的局面,为国家的发展保驾护航。

 黎 星:中国日报社总编辑助理;黄 庆:本刊编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日报社常务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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