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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中国商标法交涉中的中外商人组织

2012-04-23 17:54 作者: 贾中福

    在1923年中国商标法的交涉过程中,外国商人组织主张列强参与、“共同管理”中国商标行政,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本国政府的外交立场和交涉过程。而中国商人组织也以外交后援的方式积极参与和抗争,但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及所起的作用都无法与外国商会相比。通过这一事件,我国工商界应意识到:在处理各种对外经济问题时,需要充分发挥民间经济组织维护会员利益、沟通政府和会员的特殊功能,积极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

    1923年5月,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拥有商标行政主权的《商标法》,以取代1904年颁布的带有强烈半殖民地性质的《商标注册暂拟章程》。收回商标行政权本属于中国政府权限内的事情,却遭到列强的极力反对,内政问题被迫外交化处理。由于商标法直接关系到中外商人的切身利益,中外商人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对这次交涉产生影响,使此事变得更为复杂。

    外国商人组织的无理干预

    1923年中国《商标法》的颁布,直接关系到列强在华巨大的商业特权和利益,因此,从一开始就引起上海外商,特别是英美商人的极大关注。代表英美外商在沪利益的上海英商会、美商会以及和明商会(即在沪外商联合商会)成为他们的代言人。1923年8月,上海英商会就召集商标委员分会讨论商标法,接着为此设立了由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该特别委员会向商标委员分会递交报告,并得到商会承认。上海美商会也非常关注此事,二者遂组成特别联合委员分会。

    上海英、美商会首先在1923年11月抛出了一个“修改议案”,提出应由列强参与、“共同管理”中国商标行政,并得到外国商会的一致支持。在11月25日、26日和28日,上海英、美商会特别联合委员分会连续召开三次联席会议讨论商标法,最后一致表决通过“修改议案”。这个议案提出:中国商标行政方面,不宜单由中国主持一切,须由列强“共同管理”。这一“修改议案”就成为此后英、美商会和各国商会主张修改中国商标法的蓝本,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商标行政和商标法的干涉立场。之后,他们把此次会议的决议形成报告,详述反对新商标法的理由及修改意见,于12月6日送呈商务参赞转报公使,以取得本国政府的支持。

    上海英、美商会对中国商标法的“修改议案”得到了上海各国商会的支持。1924年1月31日,为讨论中国商标法问题,上海英商会发起召开了包括美、法、日等各国商会代表、各国在沪实业家200多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一致同意致电公使团,支持英美商会对中国商标法的“修正”并希望迅速照会中国政府,颁布实行“修正”后的商标法。并以和明商会代表的名义致电公使团,要求对中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

    接着,以英、美商会为首,外国商会又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对中国商标法的浪潮。他们主要通过请愿、致电和呈文驻华领事、外交团以至政府要员等方式,表达他们反对商标法的强硬立场,企图以社会团体的名义影响甚至左右政府的外交立场和交涉过程。如5月8日,上海英商会总务及商标委员会联合中国协会委员会又开会讨论商标法对策,决定维持不注册政策。接着,于次日就把决议通知各会员,劝告各会员不必向商标局注册。

    外国商人组织在对外交涉中推波助澜

    1923年11月,在中国政府致各国使团要求在华外商重新在商标局注册商标的照会遭到拒绝后,各国使团在1924年1月13日再次照会中国政府,表示初步认可商标法。这立即引起外国商会的恐慌,各国商会立即通过各种途径,把英美商会的“修改”商标法意见转达给公使团。在外国商会和商人的影响下,1924年2月25日,领衔荷使欧登科正式以公使团的名义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照会,明确提出商标法“应加改善”的“若干细节”,即承认中国商标法的重要条件。概括而言主要有四点:取消商标局有权更换商标代理人的规定;商标局聘请外人为助理;商标公报附英文译本;原在海关挂号的外商商标登记展期。中国政府拒绝了商标局聘请外人为助理的要求,而这一点也是中外争议最大之处。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商会反对中国商标法的声浪就一时也没有停止过,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公使团也一再给中国外交部施加外交压力,中国政府被迫一再妥协。最后,中国政府被迫向万国商标联合会聘请专门人员做顾问,商标公报附英文译本,注册期限一再展期。

    直至1925年初,各国才正式承认中国商标法,关于商标法的中外交涉结束。在这次关于中国商标法的交涉过程中,外国商人组织在影响政府决策和行为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中国商人组织的极力抗争

    面对外国商人组织对中国新商标法的一片反对,以及公使团提出承认商标法的严苛条件,以上海总商会为首的中国商人组织针锋相对,发出了自己的呼声,抗议他们无理干涉中国立法权,维护中国商标行政权。

    当上海英、美商会联合开会讨论商标法,提出由列强参与、“共同管理”中国商标行政时,上海总商会立即做出回应。在1924年2月16日的常会上,会议主席临时提议“当外人干涉商标法请电当局阻止案”,严正指出商标注册纯系中国的内政问题,“马凯条约”仅指明中国应该设立商标局,并非他国因商约即可借口参与之张本。如果中国政府一旦承认外国商人组织提出的决议案,将来对于我国的实业前途为害匪浅,并且主张立即致电商标局加以阻止。3月2日,当时上海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申报》在对此也做了报道。

    接着,上海总商会在2月20日致电商标局,这一电文反映了上海总商会对列强和外国商会反对中国商标法的强烈抗议,也是上海总商会对商标法交涉问题的总宣言。电文首先驳斥了列强和各国商人组织反对中国商标法的做法,指出其实质有二:一是干预中国商标立法事宜,二是列强“共同管理”中国商标行政。电文最后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强硬立场:中国在履行条约的前提下,其余的约外干涉,中国决不能轻易让步忍受,因此中国政府应将外商的各种无理,严加驳斥,以重主权。另一方面,上海总商会积极建议华商尽早在商标局注册商标,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商标法。在1924年5月的常会上通过了“劝早注册以免纠葛案”,致函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和商标局,请告知各地商会劝各商尽早注册,商会对此事应负有指导之责。接着在15日就致函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建议各地商会劝说商人尽早注册商标。

    思考和启示

    在1923年中国《商标法》交涉的过程中,中外商人组织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外国商人组织对于《商标法》的反对,明显无理无据,但他们为了继续维护在华获得的特权,表现出极强的干预意识,他们在这次交涉过程中所发出的声音以及所起的作用都远非中国商人组织可比。

    时至今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与近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外之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随之而来的中外之间的贸易摩擦、经济纠纷事件也不断增多。同时,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公平环境和条件仍然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存在,这自然给中国工商界走向世界经济舞台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重新审视中外商人组织参与1923年商标法交涉这一事件,对于我国工商企业合理处理不公平的对外经济问题不无裨益。从中得到如下两点启示。

    第一,我国工商企业在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民间商会、行业协会等民间经济组织的积极作用。随着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逐渐与国际接轨,民间经济组织在应付和处理不公平的中外经济问题时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为作为市场主体的单个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力量毕竟有限,商会可以通过群体的力量为应付和处理对外经济问题提供平台,也为维护会员利益提供了组织性的条件。另一方面,商会作为政府与企业的纽带和桥梁,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在处理对外经济问题时,企业首先将行业内的共性问题集中于商会,然后通过商会、政府等途径进行涉外处理,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诚然,我国商会组织目前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缺陷和问题,如何形成体制完备、结构合理、职责明确、行为规范、法制健全的商会体系,仍需要进一步积极探索和研究。

    第二,遵循国际市场规则,据理力争,维护自身正当合法的权益。当企业遇到不公平的对外经济问题的时候,回避或是无原则的妥协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这种坐以待毙的做法最容易使获利一方得寸进尺,甚至有恃无恐。近年来欧美国家对中国产品采取的各类反倾销指控,也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外国对我国国内企业实行反倾销措施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企业面对外国指控倾销的时候往往不应诉或应诉不力,这进一步助长了外国对国内企业的反倾销指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遵循国际市场规则,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有理有据地积极应诉抗辩,我国企业才能获得一个合理公平的待遇。

    今天,中国工商界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展现自身魅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维护和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也需要企业、民间经济组织的共同努力和争取。因此,在处理不公平的中外经济问题时,我国工商界应充分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等民间经济组织维护会员利益、沟通政府和会员的特殊功能,据理力争,积极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贾中福(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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