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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

2012-05-07 09:40 作者: 翟 崑

冷战后,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成功地从“威胁者”转变为“合作者”,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日益鲜明突出,但也有被国际舆论再次塑造为“挑战者”甚至“威胁者”的可能。在国际尤其是东南亚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中国实力迅速提升的新形势下,中国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略,在东南亚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推进“成熟的战略伙伴”形象建设。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不断提升,东南亚成为中国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推进“和谐周边”建设的重地和示范区。一方面,中国成功地从“威胁者”转变为“合作者”,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日益鲜明突出,并有进一步拓展深化的可能;但另一方面,随着当前中国快速的崛起,各种制衡和挑战因素不断增加,中国国家形象也有被国际舆论再次塑造为“挑战者”甚至“威胁者”的可能。今后五年,中国应制定针对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塑造战略,在继续保持“合作者”形象的基础上,致力于塑造“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形象。

中国作为“合作者”形象的确立

冷战期间,总体而言,对不同的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有时是朋友,有时又是对手。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基于意识形态的划线,中国是印支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是东盟等亲美国家的对手,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形象恰好相反。从20世纪70年代到冷战结束前后,中国与之前的朋友成为了对手,与东盟国家以及美国成为合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日本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不断改善。

冷战后至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及东盟组织的关系均积极发展,中国作为合作者的形象逐步被东南亚总体上接受,这一形象不断得到强化。期间发生了三件里程碑式的事件:一是中国1991年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建交或复交,并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开启了中国崭新的形象塑造进程;二是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与东南亚国家同舟共济的无私表现,赢得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负责任地区大国形象的认同;三是中国与东盟基于在“10+1”和“10+3”框架中富有成果的创造性合作,如中国第一个与东盟谈判建立自贸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于2003年确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由此,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与美日的差距明显缩小,国际社会甚至一度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藉由“微笑外交”已经超过美日。从新中国成立至今60多年,冷战结束至今20年的长跨度来看,中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取得了长足进展,这一范例也为中国在其他地区塑造良好形象提供了宝贵经验。

东南亚对中国大国形象的五点“感同身受”

一是对中国矢志不渝追求国家现代化的“感同身受”。双方都经历了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均致力于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设。区别只在于,双方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难度、规模和成就。

二是对中国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战略取向的“感同身受”。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共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求同存异”方针;第二代领导人与东南亚国家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双方关系的历史问题,并确立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第三代领导人开启了与东盟共同构建地区新秩序、和平解决领土与海洋争端的进程;现任领导人更致力于与东盟发展“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三是对中国发挥特殊地区责任的意愿和能力的“感同身受”。一些东南亚国家曾感受过古代中国通过朝贡体系发挥的主导性地区作用,也曾一度感受过冷战期间中国在本地区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不能被接受的地区角色,在冷战结束后则日益感受到中国奉行追求共赢和共同发展的新地区主义,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的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地区作用。

四是对中国真诚支持东盟为地区和世界做贡献的“感同身受”。可以说,没有中国的虚怀若谷与鼎力支持,东盟几乎不太可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创建并主导东亚地区合作,并让“东盟方式”成为地区合作的价值和制度规范。

五是对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感同身受”。西方人只是惊叹但不能认同中国的治理能力和所谓的“中国模式”,而东南亚不少国家则较为钦佩和羡慕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社会稳定与经济高速发展,这种感受在东盟国家的精英阶层(尤其是那些曾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精英阶层)表现得尤为明显。

“合作者”形象的内核是“共赢”

一是共赢的观念。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被多极化格局取代,国家间战争威胁降低,国际关系缓和,经济发展成了多数国家的主要战略目标。中国和东盟等经济体快速发展,并扩展为东亚复兴、亚洲崛起等地区趋势。在观念层面上,合作思想逐渐成为地区性观念,如东盟提出的“东盟方式”“东亚地区主义”“不以武力解决纠纷”,中国提出的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安全观”,“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方针,“和平发展”“和谐世界”。这些观念都具有共赢的内核,表现为以合作求发展,以合作方式解决冲突。这种合作共赢观与美国在东南亚所强调的民主价值观明显有别。

二是共赢的战略。合作型的战略文化日益成为中国和东盟的共同选择,中国越来越愿意并主动参与由东盟设计、倡导和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20世纪90年代本地区迅速发展的双边与多边合作,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负责任的表现,均为双方合作实现从量变到质变做了预备。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与东盟同年启动了具有历史开创意义的自贸区谈判进程,双方此后又将合作拓展到政治、安全和战略领域,如《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确立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中国与东盟进行整体性制度合作的框架基础,中国—东盟关系由此进入了合作共赢的发展轨道。

三是共赢的手段。从心态上看,中国在政治上采取“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在经济上采取“多予少取”的原则,在安全上采取“自我克制”的原则,展现了难能可贵的“谦和大国”风度,为共赢打下基础。从方式上看,双方主要通过扩大共同利益(经济合作、非传统安全合作)和搁置冲突利益(南海问题)的方式,由易到难地走向“共赢”。从层次上看,既重双边、又重多边,“10+1”、“10+3”等成为中国塑造大国形象的主要平台。对此,美国国会研究局《中美在东南亚软实力比较》报告认为,“北京比华盛顿更全面地”介入地区组织,赢得了东盟国家的肯定与好感。从措施上看,主要包括高层互访、定期多边会晤、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援助、教育与文化交流,全面接触推进共赢。

“合作者”形象是机遇与挑战的对立统一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在中国的“合作者”形象中,对华合作虽是主流,但也包含着制衡、竞争、防范、斗争等因素。

一是政治上应加强制衡的合作者。东盟国家既需要中国支持其主导地区合作,又要拉美、日、印度制衡中国“主导”地区事务。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某些领导人近年来发出的“美国制衡中国论”,也即是说,美国“重返”东南亚是中—美—东盟三角关系三方博弈的自然结果。

二是经济上应加强竞争的合作者。东盟国家既认识到自身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发展,希望从中国得到更大的实际利益;却又担忧无法与中国经济竞争,将会越来越依附中国,希望通过自身一体化并扩大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合作极力避免“依附于中国”。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国家批评中国的“双赢”缺乏实质内容,担心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实施后对印尼等国造成冲击,在东亚地区合作上通过“10+3”“10+6”乃至“10+8”制衡中国的深层心理。

三是安全上应加强防范的合作者。这主要体现在南海争端等战略和传统安全问题上。东盟赞赏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也基本认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东盟部分成员国却又担心中国军力迅速增强,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将来会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来解决南海问题。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部分国家希望南海问题“多边化、东盟化、美国化”,乃至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于2011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上高调宣称南海关系到美国国家利益。

四是非传统安全上应更负责的合作者。东盟国家认为中国越来越积极地承担全球和地区责任,却又认为中国是本地区部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麻烦制造者”。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国家为何一再抱怨中国在东南亚大搞建设、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包括2011年以来湄公河沿岸国家将干旱问题归咎于中国在上游修建水电站。

五是文化上应更加谦和的合作者。东盟国家认同中国提出的大小国一律平等原则、“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周边方针,但又担忧其与中国在实力、规模、文化上的巨大差距,格外留心中国的一些行为和态度是否伤及其民族自尊心。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东盟国家为何不满中国在实际作为中并未做到一律平等,包括其敏感地认为中国在态度上傲慢,尤其是在香港游客在菲律宾沦为人质并遇害的事件上,中国虽然占理,但菲有些媒体却评论称“中国过于傲慢”、欠缺日本人的“彬彬有礼”。

中国在东南亚的主流形象仍是“合作者”

2010年以来,一系列矛盾和纠纷使中国在东南亚的良好大国形象受到冲击,而东盟有关国家在中国的形象也严重滑坡。这表明,中国硬实力的增长并未直接导致软实力的同步增强,中国前些年在东南亚苦心经营的“负责任大国形象”遭遇信任危机,国际社会尤其是东盟国家希望中国能再次证明“和平发展”。有学者指出,美国在该地区是经过考验的大国,而中国无论从大国责任还是大国能力上,都未完全通过“考试”。而针对双方在各自心目中都暂时出现的负面形象,国外舆论更是煽风点火、火上浇油,国内一些舆论也认为形势严峻,甚至主张放弃与东盟合作的悲观和极端论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国在崛起时业已塑造的对外形象和对外政策是被东盟国家所接受的;东盟能够以比较积极的姿态应对中国崛起。伴随中国崛起,东南亚地区曾出现各种“中国威胁论”,不同时期表现方式不同,如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中国填补真空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出现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世纪交替时出现的“中国经济威胁论”。普遍认为,“中国威胁论”是制约中国与东盟关系良性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这从未在根本上制约双方关系的发展。

首先,“中国威胁论”只是影响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种论调,不可能严重影响中国与东盟主流良性关系的发展;其次,鉴于每次“中国威胁论”出现之后,都会实现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新进展,所以不妨把不断升级换代的“中国威胁论”视为一种改善与推进双边关系的预警信号;最后,其亦是促使中国“睦邻外交”政策与时俱进的动力之一。东盟国家对中国具有天生的疑惧,经常对中国政策缺乏了解,尤其是当前还很不适应中国的加速崛起,致使“中国机遇论”与“中国威胁论”成为“合作者形象”的一体两面,而扩大“中国机遇论”、压缩“中国威胁论”,也正是中国周边外交与睦邻政策的一贯使命。因此,在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应与东盟国家相互适应,推进塑造“成熟的战略伙伴”的国家形象。

推进中国在东南亚的大国形象

在国际尤其是东南亚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中国实力速增的新形势下,中国在东南亚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或者是推进“成熟的战略伙伴”形象,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略。该方略绝非权宜之计,而是须始终遵循的哲学理念与政治韬略。当年面对苏东剧变、内忧外患的危局,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应急性,但他也反复强调“永远不当头”是根本国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略与“避免枪打出头鸟”,“永不称霸”的思想一脉相承,均要求中国外交量力而行,理性应对,避免蛮干树敌,确保战略回旋余地,同时也不能屈服于外部压力,并争取在东南亚有所作为。

创造性地坚持该方略,须针对新形势,在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等方面加大反思、调整与创新的力度,更坚定地增强战略自觉,最大限度地保持政策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中国宜创造性地在东南亚坚持该方略。首先,谋划国家对外总体战略时须高度重视区位布局,积极主动推进周边稳定与发展,尤其应将东南亚作为周边的重要地区。其次,把该方略纳入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思想体系之中,更加坚定有效地以“理性现实主义”维护拓展国家利益,但也须讲究方式方法,善于和解妥协,防止墨守成规与急于求成两种极端倾向,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对东盟一些中小国家,宜更多展现大国风范,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再次,推进国际政治理论创新,强化涉及东南亚的政策研究的前瞻性与可操作性,为中国外交实践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撑。最后,在具体行动上,力争对外行动与话语体系相辅相成、传统外交与公共外交相得益彰、日常性塑造与超常规塑造交相辉映。

翟 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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