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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应用:话语分析与美国公众外交

2013-01-15 15:50 作者:

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年05期

来源: 李菁华 挪威奥斯陆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专业

继20世纪声名卓著的“语言转向”之后,国际事务中的话语维度日益得到关注。作为一种颇具开拓性的理论与方法,话语分析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这不仅是方法论层面上的革新,而且为对外政策分析、历史反思、冲突理解等核心课题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尽管如此,当话语分析在这些方面的应用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之时,它却被指责为“方法论的碎片化”。º这种困境不是空穴来风,但也并非不治之症。

因此,要解决话语分析所遭遇的困境,首先需要对话语分析所处的学术背景有所了解。语言是话语的基本单位,同时也是文化的主要成分。使用一种语言代表着对一系列含义和规范的接受,无论这种接受是否被主观察觉。此外,语言的含义往往处于不断的制造和改变中,这种动态调整的最终形态是相对固定的话语体系。话语分析乃是将这一语言过程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研究方法,即把话语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以窥探语言含义、认同建构和权力行使之间的关联。由于含义的确定依赖于特定的语境,对文本的分析又似寻章摘句,加之这些变量难以像军备数量或国民生产总值一样加以量化,因此,话语分析呈现出不同于惯常分析模式的多样性。在以实证主义、本质主义和行为主义为主导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话语分析的这些特性便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异于传统并不代表其学术价值的削弱。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另辟蹊径,话语分析有可能对以往的学术研究做出补充,揭示国际关系研究中被遮蔽和忽略的层面。

本文首先针对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进行必要的回顾和探讨,概括总结其背后的哲学基础以及它们对实际应用的影响;继而因循话语分析注重个案的特点,从方法论的层面探索话语分析的若干要点,以求在克服“碎片化”倾向的同时,使得这种灵活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领域更具实践性。当然,这种方法论层面上的归纳并不是为了给话语分析套上桎梏,而是制造一个开放的“工具箱”,既供借鉴也有待丰富。在这方面,先行者们已做出可观的贡献,但仍旧存在尚待填补的空白。

作为对前两部分讨论的实践,本文选取了“以信息及观念流通为中心”的美国公众外交为案例,以话语分析为研究方法探讨其运作机制与理论内涵。这种不同于传统外交的外交手段,在美国政府对他国公众开展的大量文化和政治活动中产生了一系列的话语。回顾和分析这些话语不是为了寻找美国公众外交的目的,而是要探究其在实践过程中所蕴涵的各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此突出话语分析注重理解和过程的特点,同时也对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做出补充。

一、国际关系研究的后结构主义途径

话语分析既是一种综合理论,也是一种分析方法。针对“话语”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跨学科发展的过程,从单纯的语言学范畴到涵盖文化与社会现实的综合体系,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难免存在着分歧。因此,在探讨这种研究方法之前,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难题便是如何定义“话语”。笔者认为,由吉(J.P.Gee)所提出的“广义话语”和“狭义话语”概念,较为清晰准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广义话语”是指由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开创的话语理论。在这个较为宽泛的定义里,话语是一个由具有含义的实践所组成的系统,其中的各类实践不仅创造了一系列的观念和信念,而且建构了主客体的认同。»话语分析在此可看做是一个囊括丰富内容的理论体系,包括“德里达(Derrida)的解构主义,福柯(Foucault)的考古学及系谱学话语分析,索绪尔(Saussures)对语言范式和规则的区分,雅各布森(Jakobson)的比喻和转喻概念以及后来拉康(Lacan)、拉克劳(Laclau)与慕芙(Mouffe)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有关对等与差别的逻辑”。

“狭义话语”的定义来自于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提出的语言实践,如对话和文本。½话语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更注重语言使用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因此作为一种注重应用的研究方法,其重点在于揭示话语含义与认同的相互建构以及政治和社会活动中语言与权力的关系。本文关于话语分析的探讨便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并试图将其应用于美国对外政策分析领域。

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的定义出发,话语分析都注重含义、表述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联,反对不加质疑地寻求所谓“客观事实”和“科学”法则。这种与国际关系研究中传统分析方法相左的观点,应当追溯到话语分析所秉承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基础中,并且由此带来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从本体论上看,话语分析认为自然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社会实践并不具备自然的绝对客观性。换而言之,语言和身份的物质特征和观念(ideational)特征¾是紧密相连的,话语维度内在于所谓的客观行为之中。因此,话语分析的任务并不在于发现亘古不变的规律法则,或以此去评判对错,而是通过对语言实践的分析,探究参与话语活动的主体与社会事实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一场演讲的主讲人是谁?他的听众又是谁?演讲的主题是如何被诠释的?这种诠释是在怎样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给出的?

从认识论上看,对社会实践的物质及观念两方面的并重,使话语分析不再局限于寻找客观普适的法则和所谓的事实真相,而是去发现概念、规范和文化是如何被建构和表述的。例如,向来被认为客观正确的“知识”,在话语分析的认识论里却是现实真相与主观观念的混合物,故而以知识为判断准则得到的相似与不同(即认同的两大基石)便不再是理性和固有的了,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同也不成为对身份和事实的客观认知。在此,认同与各种认知和表达息息相关,既在时空中不断被重新表述、修改和建构,又时刻反过来改变认知的结果和表达的内容,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奇尔顿(PaulA.Chilton)曾指出,话语分析过于琐碎的研究方式模糊了分析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研究者之间也缺乏共通的分析逻辑和标准。º然而,话语分析的后结构主义属性注定其反对简单的二元划分,要求研究者将关注的客体转移到被传统理论忽略或压制的方面,以更细致的角度诠释具体现象,而非寻求宏大理论。这种主张无疑对传统理论中“普适性”至上的价值观念发起了挑战,“碎片”是与“整体”相对应的概念,“碎片化”的指责在某种程度上传达的是现代性的恐慌,而不能被视为是话语分析的缺陷。正是这种对学术空白的关注和对既定结论的反思,使得话语分析有可能对以往的学术研究做出补充,为国际关系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并且,绝对的固定和绝对的不固定都是不可能的,话语分析并不是一种极端化的后结构主义方法论,它在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同时,也在客体设置等方面有其偏重,这点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具体展开。

如同法国人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语言与符号权力》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围包括语言使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操控语言权威的能力。语言不是现实的镜子,也不只是表述的工具。它也可用来制造含义,这种权力与含义之间的关联往往体现在话语使用者和受众的互动中。因此,以语言为基本单位的话语本身也包含着权力的行使,而不仅仅是作为权力行使的对象。不同形态的权力可以通过话语相互转换,以合适的行使方式进行。例如,政治家个人或一国政府通过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阐述,制造一系列与其政治议题相关的话语,在隐瞒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利用游说和说服的方式取得民众的支持,由此将政治权力转化为话语权力(discursivepower);相对地,成功行使的话语权力可增加政治权力的执行力,继而提升话语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在这个权力相互转换的过程里,各类语言活动便是枢纽和动力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认同是否能够被成功地加以建构,并不是语言活动所能独自决定的。族群战争的挑起,除了需要建构起族群之间的对立身份,还需要政治领导和军备支持才能成为现实。»话语与权力之间的隐蔽机制并不代表话语和政治经济等传统变量的脱离,反而更说明了这些因素之间密切的互动。

国际事务中的冲突和战争不仅仅涉及生存安全或资源财富,一种对抗性的状态必然包含对立的身份认同,而建构认同是语言活动与物质实力共同作用的过程。然而,这些课题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里成为一种缺失。此外,就学术发展本身而言,对替代话语的呼吁也日渐高涨。例如,在东亚研究领域,如何打破传统上西方的概念、术语、研究议程、甚至是写作风格,从而找寻东亚本土的价值标准和学术独立,都是紧迫而有价值的议题。

二、话语分析的方法论探索

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话语分析,继承了语言学领域的大量研究经验。伴随着语言转向,话语分析的价值取向以及研究课题不仅拓展到其他领域,其自身也发展出各个流派,如批评性话语分析、内容分析法和民族方法学等。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话语分析也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如“行动-蕴意话语分析”便是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成果,话语分析只是其“双亲”中的一个。¹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话语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关注那些难以量化的含义、认同等变量,致力于探究社会关系中隐性的权力运作,这些特点固然增加了实际应用的难度,却也为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侧重方向。

第一,非因果关系。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变量之间的非因果关系是很难接受的,º但事实上,后冷战时期的社会科学却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现象之间的相关性(correlation)而非因果关系(causality)。对于话语分析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缺陷,而是符合其哲学理念的选择。如前所述,话语分析关注语言如何建构认同、认同如何加强话语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在此基础上政治权力与话语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些联系是如何通过话语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很难说话语和认同谁产生谁,也很难区分哪种权力更具有决定性,但这些变量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却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第二,适度的语境。对语境的注重是话语分析主要的和公认的特征,这是符合其对“知识”的认识的。由于知识不再是普适恒定的法则,因此,理解一个概念或事件就需要借助对语境的了解,即对历史、社会环境和其他话语的了解。不过,这种依赖语境的倾向也产生了两种误解:一种是过高估计语境的复杂程度,以至无从入手。诚然,语境包含了各类社会事实和话语,但这也提醒着研究者不可一叶障目,要比较不同来源的资料和不同属性的变量,改进研究方案以扬长避短。另一种是低估语境中的物质因素对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如在其他研究方法中颇受重视的经济变量。应当再次强调的是,话语分析并不轻视物质因素,而是将其视为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观念因素紧密相连的部分,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无法脱离其他因素的影响。

第三,以理解为导向的研究问题。话语分析将研究的重点从单纯解释因果关系转移到理解转变过程中变量间的互动上,即更加关注事物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为什么发生。例如,以解释为导向的研究问题会是“为什么民主国家之间能够和平相处,而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却会发生战争”?以理解为导向的研究问题则会问,“当个人利益超越种族界限时,种族群体是如何在政治冲突中聚合在一起的”?国际社会的动荡与和平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对发展过程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才能够积累更多可贵的经验和认识,而以理解为导向的研究问题无疑是进行这种尝试的良好开端。

第四,不具普适性的研究模式。琳恩.汉森在《安全作为实践》一书中就对外政策中的话语所提出的模式,无论在开展还是回顾话语研究时都颇具实践性,也为处理由语境带来的复杂性提供了一种途径。该模式由四部分组成,探讨了研究主体的数量、话语的类别、概念的发展过程和相关事件的选择四个方面,并尝试通过调整各部分的变量为不同的研究问题搭建框架。»无疑,研究涉及的部分越多,每部分的成分就越多样,研究也就越趋于完善,但其复杂程度也相应增加。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种研究模式都有其局限性,也代表着研究者对课题核心要素的判断与选择,这种决策结果因案例的不同也会有很大的差别,故而在对其进行借鉴和使用时均需要保持警醒并做出适当的调整。

第五,文献资料的背景考察。对数据、资料进行收集时,有必要对所参考的文献和采访的对象进行深入的了解与核实,即不仅要研究各类文本记载的内容,而且还要知道所选取的文本本身来自哪里,其可信度和真实度如何,话语的记录者和传播者的立场是什么,等等。历史和现实中的话语是不可能被完全抹杀的,但却极易被篡改或遗失。参考其他文本和对相关课题材料的收集都是有助于考察资料背景的手段,但这些也都是还原和修补历史与现实的过程,研究者在选用时都应当慎之又慎。

可见话语分析并不赞成结构主义关于含义是“冻结(freezed)”在语言中的观点,而是提倡将含义限定在一个框架内,联系特定的案例和语境,着力揭示话语含义与物质实力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这是一种由研究存在状态到研究转变过程的改变,是一种综合语言学和国际关系学知识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所谓的“方法论的碎片化”。在国际关系领域,话语分析应当致力于反思和检验政策、理论和历史论述中含义产生的过程和社会背景,从被传统理论忽视的角度切入。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将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一手资料”(即各类语言实践和文本记录)进行分析的经验性研究,重点往往在于考察话语使用与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比如由拉克劳(E1Laclau)主编的《政治身份的建构》一书,收集了许多运用话语分析研究当代国际冲突的学术论文,涵盖了从前南斯拉夫内战到巴勒斯坦自治斗争的各类问题;º另一类可称做是“二次话语分析”,即对已有的理论和学术研究进行归纳和反思,以各类学术文献为研究材料,着力于对各种概念、理论前提以及哲学基础等做出检视和补充。例如,英格.斯杰尔斯拜克在《性暴力与战争:勾勒一种复杂的关系》一文中,通过对140部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的相关著作进行的话语分析,对战争中的性侵害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述,并为多个相关概念给予了重新定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实践中,这两种方法往往同时被采用,彼此相互补充。

三、美国公众外交的双重机制与理论拓展

话语分析的应用不只是将方法论部分的讨论与实际问题相联系,它还包括通过对实际案例的研究重新审视和修正已有的理论成果,以促进学术的发展,更好地理解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通过话语分析研究美国公众外交:一是要探究其所处的语境,包括语言实践和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二是要从这种非传统的权力形式里提炼出新的权力特点。

对于美国公众外交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支持方将其视为传播事实、加强沟通的方式,有利于减少误解和增进全球安全,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美国需要通过文化和信息项目就与美国有关的各种负面消息和言论做出解释;¼而反对方则认为公众外交不过是美国政府的一种宣传(propaganda)手段,½如参与公众外交多年的约翰.布朗(John Brown)就指出“全球战争与美国海外信息工程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¾事实上,无论褒贬,双方的共同点在于构建一个积极的、富有吸引力的美国国家形象,以获取更多的认可和支持,而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却包含着两重机制:认同的建构与权力的行使。

公众外交与传统外交都是由一国政府主导的外交行为,但前者的受众乃是他国的民众与组织,而后者往往是另一国的政府。自从1965年由埃德蒙.格利恩(Edmund Gullion)提出“公众外交”这个概念后,不同但类似的定义层出不穷,其内涵也得到扩展,如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公众外交研究中心就提出了一个较为宽泛的美国公众外交概念,将政府活动以外、对一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有影响的个人行为也纳入这个范畴。比较美国公众外交网站º上提供的各种主流定义,不难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莫过于“塑造”、“影响”和“理解”等,然而,这些看似简洁却笼统的词汇却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含义不明,其实这里的逻辑并不复杂,只是缺少了一个关键词:认同。如方法论部分所阐述的那样,认同不是理性的,也不是固有的,更不是人类对自我和环境的客观认知。相反,它往往处于建构和再建构的过程中,其本身也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认同表达的是主体在某种环境下赋予自身的身份认识,但这个过程里包含的认知并不完全是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其中被动的成分常常不被察觉,所以建构认同的背后往往隐藏的是权力的行使。美国公众外交便是通过一系列的语言实践,如传媒、展览、表演、出版和教育培训等多层次、多方面的活动,为他国公众塑造一个有利于推广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的大环境,使“他者”在这些语言实践里重新定义身份,最终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在这一过程里,有效率、有目的、有针对性地传播信息始终是最核心的内容,信息工程一直是美国公众外交的重中之重。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由冷战时的电台广播发展到如今的电台、电视台和网络的多元共存。»广播作为美国公众外交的传统信息发布渠道,形成了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复合传播网络。例如,在冷战时期,以65种语言播送的“美国之音(VOA)”属于美国政府管理,代表着最具“权威”、覆盖面最广的信息网络,可被视为是美国公众外交的标志;播放范围为中欧和前苏联国家的“欧洲自由之声”以及主要针对非西方地区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它们都是“非赢利性的私人企业”,这种属性看似淡化了国家色彩,但其名称上的“自由”字眼表现了一种自我标榜的优越感,表达了当时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价值对抗,并暗示着美国所秉持的民主制度更具合法性与吸引力,召唤着对方民众的支持以及对其所在国统治者的批判。这些电台所采用的内容不是政治口号,而是音乐)))一种带有人文色彩的艺术形式,如威利斯.科诺弗尔(Willis Conover)于冷战时期主持的美国之音爵士乐节目就在苏联家喻户晓。¼这种以吸引代替灌输的“胡萝卜模式”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开办的“萨瓦电台(Radio Sa wa)”得以延续,这是唯一一家同时播放阿拉伯和欧美流行音乐的阿拉伯语电台,并将80%的时间用以放送音乐,只在其间夹杂新闻播报,以此取得了和冷战时期异曲同工的效果。与此同时,电视台和电台开始同步发展,如针对古巴的马蒂电视台(TV Marti)就继马蒂电台(Radio Marti)后开播。并且,大量的广播电视内容和收听指南都可以在相关网站上找到文本和影像,这种获取的便利对信息的传播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美国的广播媒体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效,一方面得益于二战后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足以为这样一个覆盖整体、关注局部的广播网络提供所需的庞大开支经费;另一方面因其成功地树立了一个友好亲和并充满魅力的形象,使得听众对与之相关的价值观念更易于接受与认同。但实际上,他国公众面对的未必都是他们真正认可的信息和观念,例如,音乐所带来的愉悦感受也会像一张美丽的面纱盖住了真实的面目,使听者忽略了对与之相伴的信息内容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进行思考与判断。需要指出的是,在某些情境下语言具有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在其他地方是无法实现的,观念和文化的输出需要同时具备物质和观念两方面的优势才会卓有成效,因为在认同形成的过程中,政治权力或社会权力是在物质优势和价值感召力的共同作用下转化成为话语权力的,这种被合法化了的说服性权力,在实现政策目标的同时也同样会加强其“原初权力”。

冷战结束后,美国公众外交的式微便是在这两个关键要素上同时出现了问题。

苏联解体后,美国公众外交的项目数量、预算资金和人员配备都大幅缩水,自1953年以来总管美国公众外交各项活动的美国新闻署(USIA)也并入国务院,而美国本身的国家形象也因其失败的地区政策变得颇令人失望。2002—2005年间的民意调查显示,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12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对美国的支持率下降,就像罗杰.科恩(Roger Cohen)所说,世界“不再买美国(说辞)的账”。¹例如,由美国广播理事会(BBG)出资的“自由一台”,以“独立”和“专业”的姿态以求“切断在穆斯林世界充斥的仇恨性宣传”,º并且自2004年2月开办以来得到了独家采访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就美军虐囚事件采访布什的机会,却始终得不到阿拉伯地区观众的认可,更无法与半岛电视台以及阿拉伯电视台等本土电视台相抗衡。与这些中东信息工程相配套的教育活动,虽然在研究机构设置、语言培训和学生交流等方面同时开展,但双方不平衡的信息输出和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使得其成效并不显著。要扭转美国公众外交在中东地区的失败局面,仅仅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是不够的,公众外交的关键在于建构他国公众对其文化)))进而对其政策)))的了解和认同,并以一种非强制的权力形态最终实现其政治目的。在这个双重的运作机制背后,蕴涵着一些关于权力行使的新特点。

第一,“权力行使之目的”和“权力行使之对象”的并重。威廉姆.康奈尔在区分这两者时说,“有权力做某事(power to)也可说成有能力做某事(ability to),这样的替换基本不影响表达的意思”,但“对某人行使权力(power over)”注重的是权力行使关系中的接受方。»因此,运用权力达到目的并不等同于对他者行使权力施加影响。传统的权力理论更关注权力行使的目的和权力的拥有者,美国公众外交因其意在通过影响他国受众来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自然就将权力行使之对象提升到同权力行使之目的并重的地位。

第二,“说服性的权力”。权力是否先天即是一个包含着对抗含义的概念?权力的行使是否总是和冲突联系在一起?在此答案是否定的。美国公众外交通过建构认同使服从成为自愿行为,其隐含的权力形式的转换带来的是权力行使方式的改变,这是一种以语言实践来行使权力的方式。

第三,“权威的国际化”。权威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的概念,既是权力的来源,也是权力合法化后的结果。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理论各学派共享的前提假设,因而权威被认为是一个与国内政治相关联的概念。美国公众外交的权力行使方式)))将权力转化为权威)))将权威的特点带入国际关系领域,不仅拓宽了其适用的范围,而且也未和理论假设相冲突。

四、结语

综上所述,话语分析是将语言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研究连接起来的纽带,是在国际事务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对话语进行分析的实践。这是一种新的角度,也代表着一种新的哲学观点。话语分析致力于揭示话语含义、认同建构和权力行使是如何相互作用和转化的,又是在怎样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相互牵制和影响的。此三者彼此之间都存在着双向的影响,也都处在一个不断改变和转换的动态过程中,理解这个过程——而不仅仅是过程产生的结果和原因——乃是话语分析的立意所在。

本文的案例部分以话语分析为研究方法,探讨了美国公众外交的运作机制及其带来的权力理论的新特点。美国公众外交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是美国政府树立积极的国家形象、赢得国际理解与支持,进而在具备合法性的情况下推行民主信仰和共享价值的途径,研究者既不能因其服务于本国利益的初衷就否定其在全球安全建设中的价值,也不能停留在形形色色的表述中而忽视其背后蕴涵的权力行使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对美国公众外交的归类、寻因并不是本文的重点,话语分析是一种注重理解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在审视现实问题的同时对其历史渊源及理论内涵做出反思与补充。这是一个值得拓展的课题,也有待进一步深入。此外,将话语分析应用到其他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比如,公众外交与市民社会建设的关系、其他国家的公众外交以及两国公众外交的比较研究,都是与本文相关且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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