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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公共外交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2014-07-14 16:20 作者:

上海公共外交协会第一届第三次会员大会材料之四

学做公共外交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员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裘 索

本人有幸自2013年加入了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对于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来说,养育我的这一片土地在我眼中拥有无穷的魅力,她开放、包容、大气、谦和的美好特质,成为我在每一次公共外交活动中努力向对方传达的信息。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我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了一个国家的整体外交。相比政府外交,公共外交可以更广泛、更直接地面对他国公众,跨越地理和心灵的距离,其独特的作用使之成为国家外交的重要补充,因此公共外交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由于更具柔和性与灵活性,它能够使参与公共外交的各方从不同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并在相互交流中促进了解、提升形象。而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乃至广大公众都是公共外交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公共外交的主体。并且以各自不同的社会身份,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对公共外交做出不同的贡献。

在名流大家访谈中增强公共外交意识

去年八月,由于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开辟了在境外媒体上宣传上海、宣传中国的《公共外交专版》,我接受了作为上海公共外交协会的一员,为专版做访谈的任务。对此,我既高兴又感到责无旁贷,这是容不得些许懈怠的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陆续访问、访谈了十数位政界、文化界、艺术界、商界的人士,其中有前外交部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星,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马振岗、舒乙,歌唱家廖昌永,表演艺术家秦怡,好莱坞明星索菲亚•罗兰,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上海电影集团总裁任仲伦,法国索德尚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和旅法诗人张如凌等等。

几乎每一位被访对象都是社会名流、知名人士,和他们打交道,实际上也是一次学习的极好机会。因此,在每次访谈之前,我都会投入大量精力,了解被访对象的生平,精心准备采访提纲。作为一名律师,时间是我本职工作的载体,每一分钟都极其宝贵,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牺牲。然而,人生在勤,不索何获?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在艺术家的举手投足间,我领略了优雅和传奇;在学者的娓娓讲述中,我体会着儒雅和睿智;在商人的点评展望中,我感受着机敏和清晰。一方面在被访者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另一方面我也时时提醒自己要展示上海的形象气质。正所谓“名人效应”,他们对事物的认可往往有聚光灯般的效果,使我们对公共外交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让我十分高兴的是,今年一月,我访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星的稿子,已经在香港《文汇报》上见报发表了。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为介绍和传播公共外交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不同文化包容中推进公共外交

我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后,受聘于东京都布莱克摩尔律师事务所。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除学习充电之外,我也不断接触和了解日本的法律、文化、经济、政治以及各方面的知识,深入地观察日本社会。正是因为这一段海外经历,我更深层次地体会到了“尊重文化差异”在沟通交流之中的重要性。

世界文明本就是多元化的,而文化差异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我认为,文化的差异并不是非黑及白、非对即错,过分强调文化差异往往会导致紧张甚至冲突。只有尊重彼此文化之间的不同之处,才能共生共存、相互融合,在保持“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克服差异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复杂而微妙的,时而亲近,时而紧张。目前,由于日本现领导人奉行错误的言行和错误的历史观,使中日两国关系处于了非常艰难的时期。而恰恰在这时候,我更加感到,要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利用民间的力量,去影响日本人民。虽然现在中日两国有着严重的分歧,但我相信两国文化中对的礼、信、敬、义的推崇仍然能够寻找到差异中的共同点。因此,中日两国乃至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外交,都是能寻求到突破点的。

在本职工作中自觉践行公共外交

回上海十多年来,我主要从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兼并及融资、外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银团贷款、企业解散清算等的法律服务,主办了世界五百强的日本邮船与上汽集团和上海港务局的汽车滚装码头项目、日本SEGA与上海新世界股份设立大规模娱乐设施合资项目、日本丸红收购克丽斯汀股权项目、新日本石油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清算、日本最大银行瑞穗银行在中国的第一单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银团贷款项目等。在工作中我一直秉持不卑不亢、专业高效的理念,提供法律服务事迹曾被日本主流杂志《法律家》选为封面人物进行专题报道和宣传。

现在回想,我所从事的工作,其实也是一种公共外交。通过我的法律服务,许多外国人进一步了解了上海的投资环境、经济状况、发展前景,乃至上海的传统历史和风土人情,他们会对上海逐渐产生好奇与好感,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上海,喜欢上海。许多在工作中结识的境外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最终也成为了我的朋友。所以,公共外交无所不在,关键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如何去做到从不自觉的公共外交到自觉的公共外交的转变。

我还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能运用法律视野和法律思维来思考、推进、实践公共外交,也许能够起到更大的帮助作用,这是我们法律工作者的一份责任。

有“诗人外交家”之称的李肇星在一次访谈后留给我这样一句寄语:“祖国唯一,人民万岁!”是的,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把“咫尺天涯”化作“天涯比邻”,也是我将不懈追求的公共外交使者的目标,我愿意为此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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