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人交 久而敬之》——上海公共外交实践（连载四十五）

黄平出席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2021年会

时代之变

我们的世界正处在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中。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从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格局的调整和秩序的变化成为世界大变局最重要的特征。从大变局的角度来看，变化或变迁、变动是最基本的表现，而不确定性本身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确定性。在世界特别是欧美所发生的诸多政治事件告诉我们，更深刻的变化早已在社会层面发生，而外交确实是内政的延续。面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共同严峻挑战，中国提出的从利益共同体、到责任共同体、再到命运共同体的路线图应是人类的合作共赢之道。

做好文明互鉴三部曲

毫无疑问文明互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大变局下更彰显其重要。实践很伟大，理论须深刻。把互利合作、文明互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背后的道理说清楚、讲明白、论透彻，有三个层次：首先是说事，其次是讲理，最后是论道。 

第一，说事。事不清理不明。而在说事层面，也有个谁来说、对谁说、在哪说、怎样说的问题。谁来说？毫无疑问，在一个更加信息化甚至传媒化的时期，说的人已不仅是学者，其他人包括普通人也都既是听者也是讲者，“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葛兰西语）今天更加彰显和突出。但是，“教育者首先是受教育的”（马克思语），今天每个人都在思考、都在发声，所以也需要更多平台、渠道，让更多的中国人来说中国的事。 

对谁说？我们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改革，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和下一段要解决挨骂问题，要在世界上解决中国被污名化、妖魔化问题。而解决挨骂或形象和舆论问题，首先是要对自己人把基本事实说清楚，即我们自己得清楚自己的道路和历程的基本事实，使我们的自信建立在事实依据之上。 

在哪说？传统的课堂、研讨会、新书发布会，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场域，而今天社会越来越信息化，媒体已经深入到大众尤其是青年的日常生活，故在哪说也很需要与时俱进，而不仅在课堂上、书本里。 

怎样说？过去40多年中，我们除了在自己的课堂、媒体、出版等平台对自己的听众观众受众说之外，也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去讲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外面的听众也有能客观或相对理性地来理解的，还有人要么出于傲慢偏见无知或者利益考虑而不理或不信。所以，怎样说就很关键，仅凭事实，未必就总能胜于雄辩。这就涉及讲理的问题。 

第二，讲理。讲理既不是简单地罗列事实，也不只是说话的技巧如何、外语水平怎样、资金和技术是否足够等。讲理，至少有这几个层面：议题设置、规则制定、话语水平。如果议题已经提前定好（例如就只能踢足球），规则也已经定死（何谓犯规、进球、得分），就只是在狭义的话语层面去说去讲去辩，未必会很有效。但如果把议题、规则、话语这三个层面综合起来看，就有一个从语词到概念，从命题到逻辑，最后是从学术到思想的内在结构，就不只是仅仅在狭义的话语层面编词或翻译等问题。这当然不是说话语以及文风不重要，即使有理，也有个怎样说怎样讲的问题，呆板、枯燥、生硬、僵化的教条式的文风，连普通群众、广大青年也是不能打动的，更何况对外推广与传播。

第三，论道。在讲理的基础上，更有个论道的问题。一者事说不完、说不清，所以需要讲理；二者至少听上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背后的道是什么，怎样论道，这是特别重要也特别需要的。一方面，事不清理不明、理不明道不通，另一方面，无理事说不清、无道理讲不通。今天要论述如何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满足伟大复兴并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何要文明互鉴并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这里，也有三个层面。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文明新形态当然一定有自己的特色，要强调普遍原则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样才能发现并解决中国特殊的问题。离开了这一点，不仅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大、人口多、历史长的社会不能走稳走好，即使是一些看上去小得多的社会，也要么走不顺，要么不再成其为自己。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和文明形态的普遍性。中国一方面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又确实“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就是说，它的背后是具有其普遍性因而是有参考价值乃至借鉴和推广价值的。用更形似科学化的语言说，任何一种东西，如果它所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广、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至少很可能，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就越强。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中华文明几千年一路下来走到今天，尽管也经历了很多艰难曲折、战争磨难，但这样一个文明形态，既绵延不绝还不断创新，不仅是发展的速度、规模、势头，而且其内在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特别是它所体现的包容性与亲和力，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亲情、互助、团结，在社会层面的彼此认同、社区安全和凝聚力和坚韧性，这些东西比起看得见的“发展指标”甚至更重要也更关键。论道者，就是要把普遍性原理性的东西弄懂、阐明。例如“两个结合”，个人的体会，第一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再生和新生。第二个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激活与弘扬。这就需要在坚持四个自信的同时坚持开放、包容，在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交流、争论、互鉴中，去说事、讲理、论道，这样才能也一定能走出文明互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路。

因此，我们的思想界、文化界，当然也包括其他领域的人士，背负着一项重大使命，就是如何把我们的道和理讲明、讲透、讲好。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所谓正当性问题。中国成为第二大的世界经济体这个事实，尚不足以解决我们制度与支撑它的价值的正当性问题。真要在世界上 “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做更扎实更细致的思想和理论工作，总结、提炼、概括好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基本事实背后的实践、道路和理论。道不透理不清，理不清言不明。只有自己把事实背后的“道”弄透彻、 “理”想清楚，才能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其实，世界上很多非西方国家在跟随西方（或被 西方支配）多年之后，切身感受到西方那套模式未必适用他们，也很想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治理经验。从这个角度讲，讲好中国故事，无疑具有世界意义。

确定性之路

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之变，我们需要的，不是贸易保护和政治保守，更不是疑外、排外、恐外、仇外，而是更新版或升级版的全球化：这是创新的，使财富更加涌流，也是包容的，使各国都能参与；它是公平的，要大家都能受益，还是绿色的，确保可持续。新的格局在这种全球化中形成，新的秩序在这种全球化中构建，新的规则在这种全球化中达成。毫无疑问，这个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期间充满了不确定性，难题与混沌，风险与危机，博弈与较量，冲突与斗争，都在所难免。探索新路，催生新的思想，更需要新的担当。面对不确定，面对风险甚至可能的危机，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坚定不移走和平之路，发展之路，互利之路，共赢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不仅是简单地去处理国际关系、双边关系、外交关系，而是用新的世界观、天下观去面对世界性的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和精英失职，而越是面对这些“失”，就越需要我们在国际关系重建、国际秩序重构、国际规则重写、国际治理重塑的历史进程中奋发有为。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开创未来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外交也是全方位的，不仅是外交官和媒体专业人士的事，走向世界的留学生、旅游者、投资者、建筑者、表演者、运动员，他们的一言一行也都是外交，是即所谓“民间外交”或“公共外交”。国家形象或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其实也就在他们每天的一言一行、言谈举止，而不仅在于新华社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的讲法和说辞。尽管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主体是依然是国家，但内外之别正在被打破，一个国家内部某个小地方发生的事情，经过宣传、夸大甚至误解，都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形象；反过来，世界上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也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偏远地区的人的行为和心思。

（作者系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首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