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人交 久而敬之》——上海公共外交实践（连载四十九）

2016年4月28日，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朝日新闻》前主笔若宫启文先生来北京开会期间不幸病逝。这一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一般让我惊呆了。10天前我还在东京日比谷记者俱乐部接受这位日本资深传媒人的款待。他还答应暑假期间来上海讲学。谁能料到日比谷的匆匆一别竟成永诀！

吴寄南会长与若宫启文先生

一

若宫启文是我在东京的一位挚友，也是我涉足日本政治研究的恩师。

1995年6月，我在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期间，一位在日华媒的友人带来了时任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的口信，让我留意日本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汪老嘱咐我，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崛起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一现象和日本所处的国内外大环境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新生代政治家掌控最高权力势将对中日关系走向产生重大影响，需要深入研究，预作筹划。

由于我之前的研究重点是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对日本政坛动向并不是太熟悉。正在我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朝日新闻》政治部记者佐佐木芳隆向我伸出了援手。他让我到位于东京筑地的《朝日新闻》总社，给我详细介绍战后日本政党变迁以及各政党内部派系斗争情况。他在黑板上涂涂画画，化了两个半天总算让我对日本政党政治特别是正在崛起的新生代政治家有了初步的印象。

这场“恶补”之后，真正带着我迈入日本政治研究领域的是时任《朝日新闻》政治部长的若宫启文。

若宫启文1948年生，自1970年从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加盟《朝日新闻》，一做就是43年。他先是在横滨支局采访社会新闻，对日本最底层的部落民有很深入的观察；1975年起涉足政治领域，从联系自民党，到担任首相官邸的值班记者，社论委员、直至升任《朝日新闻》的政治部长。

按照佐佐木芳隆先生的建议，我在会见若宫先生前做了些功课。首先，对如何会对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感兴趣研究想好了几条理由，无非是东亚地区国际格局和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使得两国关系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推进中日关系的历史性重担落到了两国年轻一代政治家身上，等等；其次，我在佐佐木介绍的基础上，化了几个晚上，对近期频繁在媒体上亮相、有点知名度的朝野各党年轻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列了一张采访名单，拟了份调研提纲。

由于工作关系，若宫先生每天都要接待很多来访者，是个大忙人。初次见面，他听我介绍来意时还有点心不在焉，但看到我递过去的采访名单后却立马来了精神。他知道我是下了功夫的，是真想和他探讨问题的，而这一领域恰恰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关心也是最熟悉的。他掏出笔来，在我那份名单上划去了一些名字，又加上了很多，并且在一些名字间划线，画圈，滔滔不绝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若宫先生告诉我，在执政的自民党内，目前最引人注目，也是最具有挑战总裁和首相位置实力的，是被戏称为“YKK俱乐部”的山崎拓、加藤紘一和小泉纯一郎。这3人名字日语读音的第一个字母分别是“Y”（Yamazaki）、“K”（Kato）、“K”（Koizumi）。而YKK是一家著名拉链厂商。比他们稍微年轻一点的是“后YKK世代”的麻生太郎、高村正彦，随后分别是有“自民党新领导”之称的谷垣祯一、町村信孝和被称为“政策新人类”的盐崎恭久、茂木敏充等人，呈梯次配备的状态。在野党里也有像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和志位和夫这样的“新星”值得关注。此外，随着女权意识的抬头，一些女国会议员也在挑战传统政治模式，向权力巅峰发起冲刺。他在我的采访名单上加上了高市早苗、野田圣子等女国会议员的名字。

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我和若宫先生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我每次到访东京必定要拜会若宫先生，他是我对日本政治的定点观察对象。每次去东京筑地的《朝日新闻》总部大楼，若宫总是挤出时间请我用餐或茶叙，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疑释难、指点迷津。不仅如此，若宫还热心地为我采访朝野两大阵营的新生代政治家牵线搭桥，安排会面。

自民党前干事长加藤紘一在我拜访他时，透露了自己在上一世纪70年代初刚当选众议院议员时，若宫正好加盟《朝日新闻》并负责联系自民党。这两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由此结成深厚的友谊。加藤先生说，若宫介绍过来的人，我再忙也是要见的。我听了这句话，不由得心头一热，感动万分。他还告诉我，自己曾任外务省中国课首席事务官，是日本仅有的几位能说汉语的国会议员之一。我深知，如果不是若宫先生打招呼在先，加藤先生是不会贸然对外人说这些话的。

就这样，从1995至2001年，我先后拜访了日本的8名前首相和朝野两大阵营的100多名国会议员。其中，绝大多数是由若宫先生帮我落实的。2002年8月，我出版了一本名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个人专著。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专门对若宫先生的帮助表示了感谢。这一发就不可收拾，2002年后我出版的七本有关日本政治的专著，如《中日关系“瓶颈”论》、《冷战后的日台关系》、《新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研究》等等，几乎每一本书的“后记”中都载有对若宫先生表示感谢的内容。

二

我和若宫先生的交往持续了二十多年。期间，他由《朝日新闻的》政治部长继续上升，先后担任编辑局次长、社论主任和主笔等职。我的职务也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2009年改名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室主任变为院学术委委员副主任和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等。

众所周知，友谊之树是需要不断浇灌的。我觉得自己与若宫先生的交往不能一味索取，单向获益，应对若宫先生给予自己的无私帮助有所回报。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在做的，主要是两件事：

首先，是努力讲好中国故事，让若宫先生深入了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我觉得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每次去东京见若宫先生，除了请他介绍日本政坛的最新动向和《朝日新闻》关注的热点问题外，我也尽量将中国特别是上海在改革开放中的新思维、新举措、新趋势择要向他介绍。譬如，有关“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出台的背景和实施进程、围绕“一带一路”构想的研究和推进状况、上海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思考与实践以及台海两岸关系的最新进展等等。

在介绍国内和上海的这些动向时，我并不回避在相关理论和构想出台时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也曾有过质疑和争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在不断试错过程中爬坡过坎，逐步深化和前进的。我特别注意搜集和了解有关数据，介绍一些具体的案例。我觉得，这要比抽象的说明更具有说服力。

若宫先生几次来上海访问，我都抽出时间陪同参观。从陆家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到豫园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从世博园区热火朝天的工地，到“田子坊”烟火气浓浓的石库门，我让若宫启文看到了一个传统和现代交织、多元而生机勃勃的中国。我还帮若宫联系到访上海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安排他和年轻的日本研究学者深入交流。2015年6月6日，上海市日本学会举行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演讲会。若宫先生应邀在会上作了题为“日本与亚洲国家难以实现历史性和解的深层原因”的学术演讲，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赞扬。

久而久之，我和若宫先生彼此间熟悉到见面时已不需要任何寒暄，可以直奔主题，坦陈己见，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若宫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我与吴寄南先生相识10余年，经常与他就如何推进日中友好促膝相谈。我将他视为密友，并一直认为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这样的知己。”

其次，是推动中日韩三国的良性互动，帮助若宫启文实现其政治理想。

研究日本政治和大众传媒的学者都熟悉若宫启文这个名字。他是研究日本战后保守势力与亚洲各国关系的第一人。若宫先生与亚洲结缘始于1979年随当时的防卫厅长官访问韩国。时值朴正熙遇刺前夕，韩国的政治社会变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翌年，他又随自民党代表团访问朝鲜，成为日本少数几位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主席有近距离接触的媒体人士之一。1981年，若宫先生离岗去韩国延世大学攻读了一年韩语。他在韩朝两国深切体验到由于日本保守势力歪曲历史导致亚洲各国民众的强烈反弹。1995年，若宫启文出版了《战后保守势力的亚洲观》，详尽而精辟地阐述了战后日本保守政党领导人对亚洲的认识及其处理日本与亚洲关系的经过。这本书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介绍战后日本政坛主流派的亚洲观的经典作品，除日文版外，还先后出版了英文版和韩文版。在这本书的基础上，若宫先生又在2007年初推出了《和解与民族主义》，2015年推出了《战后70年 保守的亚洲观》两本新著。其中，《战后70年 保守的亚洲观》在2015年获得了在日本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的“石桥湛三奖”。

若宫先生不仅以鲜明的立场和犀利的笔调引领着日本的进步舆论，也身体力行地在中日韩三国间倡导相互理解和互利合作。若宫先生于1993年参与创立了“日韩论坛”，至今已延续20多年；他也是2005年开始的“北京----东京论坛”的热心参加者之一。我曾经和他一起主持2010年第六届“北京----东京论坛”安全保障分科会的讨论。我们俩共同呼吁，中日两国加上韩国，要为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若宫先生非常珍惜一位日本记者拍摄的我俩并肩主持会议的照片。他将我视为共同推动中日韩三国良性互动的知己和战友。

2007年，若宫先生的《和解与民族主义》一书付梓后，我主动向他建议由我负责将它译成中文，由国内名列前茅的专业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此时，我已年届花甲之年，精力不济，再加上杂事缠身，翻译进程时断时续，20万字原著的翻译在别人可能是举手之劳，我却整整化了大半年。译稿出来后，我请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赵启正撰写推荐序言，赵启正主任慨然应允。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杨文昌、秘书长黄星原也高度评价若宫先生的睿智和热情。2008年1月，外交学会专门举行了《和解与民族主义》中文版的出版纪念会。这本书在中国学术界受到广泛的好评。翻译和出版这本书进一步加深了我和若宫先生的友谊。

三

若宫先生作为日本资深媒体人，也是日本进步舆论界无可争辩的领军人物。

2002年至2009年，若宫先生担任《朝日新闻》社论主任。他为保持该报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殚精竭智，发挥了核心作用。2006年，他与《读卖新闻》主笔渡边恒雄有关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对话发表在《论座》月刊上，这是两家竞争多年的大报主笔首次发出共同的呼声，此举更使他闻名遐迩，影响大增。2007年5月3日恰值日本的“宪法纪念日”，在若宫先生精心策划下，《朝日新闻》一连发表了21篇社论，其主旨是坚持日本宪法的第九条，在彻底反省战争历史的基础上与中韩等亚洲邻国实行真正的和解。这些社论犹如“集束炸弹”一般在日本舆论界和广大国民中产生强大的影响。

毋庸置疑，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将若宫先生为代表的进步舆论界人士视为“眼中钉”和“肉中刺”。多年来，它们给若宫先生戴上诸如“反日分子”、“卖国贼”之类的“帽子”，污蔑中伤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个别的周刊杂志还捏造若宫由美女秘书陪同、用公款豪华旅游的谣言，向他身上泼脏水。右翼团体的“街宣车”甚至开到东京筑地的《朝日新闻》总部大楼前用高音喇叭对若宫先生进行指名道姓的谩骂、攻击。但是，若宫先生丝毫不为这些噪音所动摇，对右翼势力的恫吓和谩骂根本不屑一顾；他外柔内刚，嫉恶如仇，依然一如既往地用他独有的犀利文笔指点江山，针砭时弊。

这方面，我也有类似的经历。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不断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我是中国的“超级间谍”，暗中操控日本的媒体；甚至还有某所大学的教授在其专著中捏造说我给中国领导人写报告，断言日本是中国的“头号假想敌”。国内也有人给我戴“亲日派”乃至“汉奸”的帽子。在某些搜索网站上只要点击我的名字就会跳出诸多诬蔑不实之词……。我把这些遭遇告诉若宫先生，他非常同情我，一再安慰我：我们要坚持学者的良知，不能被流言蜚语和暴力威胁吓到，要不媚俗，不动摇，坚持讲真话，做实事，对自己的选择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

2013年1月，若宫先生离开了他任职43年的《朝日新闻》，担任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的首席研究员，并被聘任为韩国东西大学的硕座教授、首尔大学日本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与此同时，他也多次到中国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发表演讲，孜孜不倦地推动中日韩三国的良性互动。

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时不时地浮现出若宫先生的身影：他个子不高，清瘦，面容苍白，但两眼总是炯炯放光。正如一些日本评论家所指出的，《朝日新闻》的言论倾向在若宫先生离开后已逐渐趋向温和，甚至与保守言论逐渐靠近。我一直在思索，在若宫先生这位魁星级的人物驾鹤西去后，日本进步的舆论界有谁能接过他曾经扛过的大旗呢？

（作者系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首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