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人交 久而敬之》——上海公共外交实践（连载四十八）

人文交流推动中非合作行稳致远

刘鸿武

推进中非人文交流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战略引领、政策支持、理论支撑、实践操作各方面的通力配合，而深入把握中非文明或文化的特质，提升学术理论研究水平是重要前提与基础性工作。

一、理论意义与战略价值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漫长演进过程中，中国与非洲因在地理上天各一方，历史上形成的文明文化既有相同之处，亦有巨大差异。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都曾长期走在世界文明前列，皆以自己的方式创造过特定时空内的区域文明，产生过各有特色的知识体系与思想智慧，并在许多时候与许多领域影响过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与演进走向。因地理上相距遥远，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直接交往与相互认知并不容易，较之世界其他文明交往历程，中非文明交往的发生发展相对晚近，但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上看，整体形态与精神气质具有巨大差异的中非两大区域性文明，一旦相遇并开启跨越大洋的对话交流，必然会带来特殊成果，引发深远影响。

回顾世界文明与文化的交往史，古代中非间的往来也曾一度繁荣。中非的交往在早期就将彼此纳入各自的域外知识体系，尝试建构关于人类世界的真实图景，这在世界文明交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兴起并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中非间直接的人文往来逐渐沉寂，在被迫卷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后，双方在外部力量支配下有过殖民地半殖民地间的间接交往。进入20世纪的百年历史进程后，中国与非洲面对西方的殖民压迫互相发现了对方具有相似的身份与时代角色，怀有共同的奋斗目标与发展主题：反抗殖民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建构新兴国家、复兴传统文明、推进国家建设等。这些历史使命赋予中国与非洲相通的现代政治属性，从而跨越原有文明形态差异而建立一种现代意义的文明交往关系，使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总体格局发生意义深远的改变。百年来 ，中非双方的人民在承受现代变革压力的同时，也在努力通过复兴传统文化，加强交流互鉴，探索自身现代发展，而逐渐参与全球现代文明的塑造过程，开拓出人类现代性的新内涵与外延。与此同时，中非探寻各自文明现代复兴与合作的持续努力，也在推进世界文明交往的基本格局与国家关系基本形态，从“单向度的”、“中心支配边缘的”不平等世界文明体系，逐渐转向“多向度的”、“网状平等的”多元文明平等交往、合作发展的新世界体系。今天，世界历史的变革动力日益来自人口更为众多、地域更为广阔、文化更为多样的非西方世界，这是今天我们推进中非人文交流的世界背景与时代基础。

从开阔的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中非人文交流的意义是寓于世界文明发展史之中的。它将不仅促进中非文明复兴，加强中非合作发展，还将从思想源头上推进中非人民更积极主动而自信地参与人类现代性的二次建构，诠释人类现代性发展的文明史意义，丰富人类现代文明的结构与基础。进入21世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标志着中非文明交往进入新时期，中非发展合作的内容快速扩展、影响日益扩大、前景更趋广阔，双方致力于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人文交流由此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其广度与深度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前发展，为中非合作与世界文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非合作关系包含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三个方面。政治、经济、人文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相互支撑，中非合作关系才能在稳固基础之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人文交流因惠及民间、扎根人心，对未来中非关系的稳定发展，更具有基础性、长远性作用，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二、时代要求与空间拓展

在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复兴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更充分发挥了善于吸收外部世界先进文化的传统优势，在许多领域主动汲取外部世界的先进知识与思想，获得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40年，未来一二十年，中国还将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经济规模的巨大变化，毫无疑问将对全球既存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已高度融合于外部世界，这使得今日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与外部世界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结构，在此背景下，观念与文化、思想与知识的内外互动交流也将日益频繁紧密而重要。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时代的变革更要求当代知识精英创新性地重新思考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思考中华文明如何在往昔基础上开创新的发展前景并进而影响外部世界的未来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非双方努力以文明和文化的力量，突破现有国际环境的时空限制，在全球范围内打开文明交往的新局面，将为中非双方开辟更广阔的外部发展空间，不仅推进中非双方现实发展合作，也将带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为整个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发展资源、发展平台与发展空间。由此可见，推进中非人文交流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与努力方向。

第一，中非人文交流应有助于创造中非发展合作所需的人文环境与社会基础，为当代中国构建更具政治合法性、道德感召力与文化魅力的“国家身份”与“国家形象”提供特殊的国际舞台。当今各国在应对共同挑战的过程中，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通过由中非文明内核驱动的中非人文交流，中国可以在一个足够宽广的、能持久产生全球效应的国际活动平台上，更主动地树立一个文明负责任的全球大国积极形象，以此缓和由全球复杂利益与发展变化引起的外部压力与冲突。

第二，中非人文交流应推进当代中华文明的世界化进程，使中华民族在新时期形成更开阔的全球视野、更包容的文明胸襟、更多元的文化欣赏力。今日的中国已是“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历史上，南亚印度文明、中东阿拉伯文明和欧洲西方文明，先后进入中国并对中华文明之进程与结构产生影响，今天热带非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也必将产生重彩华章。通过中非人文交流，可使当代中国人更好地观察和欣赏非洲文化艺术的天然品质与本真美感，形成更全面的世界文明眼光、更均衡的全球文化视野，培养出对人类多元文化的普适性关爱情怀。

第三，中非人文交流应激发当代非洲知识精英群体的民族理想与文化情感，使其重新审视非洲与中国、非洲与西方、非洲与世界的关系，对当代非洲发展问题与非洲发展道路选择做出更独立的思考与自主判断。当代非洲知识精英群体大多接受过比较多的西方教育，对当代非洲问题的看法也曾深受西方主流观念影响。通过加强与中国在发展减贫、治国理政等人文领域的交流，能促进其更多地反思西方主流理论，探索非洲本土文化与知识传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迁、转化和提升，获得非洲发展与现代化的内源性动力与积极力量。

第四，中非人文交流应增强中非人民的文化自信与知识自立。习近平主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人文交流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精神文化领域，而且它将带动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的系列发展变化。了解和认知对方文化的过程，将会带动双方学术、智库、媒体各界在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发展，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向更利于民生改善的新领域发展，有助于双方从文明演进背景上来理解对方的发展道路选择，并据此更好地制定符合双方真实发展需要的中非合作战略。

今天，中非合作已经成为中国推进全球新型合作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特殊观察窗口与最佳实验平台。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从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六个方面，提出了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增添了时代内涵，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平等对话、多元交流，汇通人类的知识、思想、文化，创造出超越个别区域、个别国家范畴的真正具有普适性的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与文化体系。在这一宏大背景下，中非学术界应跟上时代节奏，创新学科建设，返本开新，立足中非，融通全球，双向建构“中国非洲学”与“非洲中国学”。这两大学科的创新建构过程，孕育着人类知识与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包括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长期以来，中国高校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科建设存在一些短板，仍有巨大的拓展空间，当代中非学术界应当以建设“中国非洲学”与“非洲中国学”为契机，携手努力有所作为，突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垄断，产生原创性理论与全球性思想，构建中非及其全球共通共享的知识、话语、文化体系。

三、实践探索与发展方向

习近平主席指出，研究人类文明，激发创新灵感，“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走入不同文明，发现别人的优长，启发自己的思维。”研究非洲文明尤其应当如此，研究者只有走入非洲，置身于非洲文化场景与生活环境，才能真切感受和理解非洲文化的个性特征。虽深入非洲大陆领略其文明学习其文化殊为不易，但舍此别无捷径。因此，非洲研究是一门行走的学问，当代中国学人只有长期行走非洲、扎根非洲、观察非洲，才能做好非洲研究。从事非洲研究，推动中非人文交流，需怀揣温情，心怀敬意，点滴积累，持久努力。

人文交流就是要实现通过丰富多彩的人文交往，推进民心相通、平等往来、互学互鉴、美美与共。学术界推进中非人文交流，需知其层次丰富、领域广阔、形式多样，不能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更重要的是知行合一，将理念付诸实践。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可以说，推进中非人文交流的要义是行动与实践。

第一，促进学者参与全球智力和智慧精进的知识对话。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由此，中国学术界继续探索中国的非洲研究创新性理论与方法尤为重要。非洲自身历史文化及对外关系的独特性、复杂性，为中国学者认识非洲、理解非洲、研究非洲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也激发了中国外交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同时也是新理论的重要实践场域。

第二，加快非洲研究的人才培养。推进人文交流，人才是保障。除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构建了本硕博连贯的“非洲学”学位体系以外，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不仅招收非洲研究方向的国内学生，而且还培养了一批来自非洲国家的青年学子攻读研究生学位，为中非人文交流提供了有力的人才队伍。但与欧美、日、俄等人才队伍建设相比，群体规模较小，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则，人才自身素质与能力建设也颇为重要，需形成一支能讲好中非合作故事的舆论引导和知识普及的中非学者队伍，并广泛活跃在中国和非洲学术界、媒体界、智库界，产生影响力。

第三，创新多元平台，拓展国际话语权。各类研修班、学术论坛或国际研讨会可汇聚中非学术资源 ，聚焦中非关切的热点或重大议题，通过交流互动，增信释疑，提升了重要观点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例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于2019年8月举办了中非智库论坛第八届会议，中非智库界、教育界、学术界和媒体界约400人参会。参会代表围绕“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主题，交流观点增共识，集思广益谋落实，打造了行之有效 的中非话语体系。又如，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2019年12月举办的“中国—南非民族文化交流工作坊”，通过学术交流、走进民族社区等多种方式，使包括14名来自南非的民族文化与非遗传承人、艺术家、专家学者等参与者，更多地了解和感知了中国、南非两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魅力与内涵。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此类学术交流机制仍会发挥思想传播平台作用，需要断创新与丰富。

第四，中非文化传播面向大众，向非洲民众讲好中国的故事，向中国民众讲好非洲的故事。中国与非洲虽相隔万里，但通俗易懂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可以贴近中非人民的心灵，成为认识彼此和了解彼此的窗口。例如，四达时代译制的斯瓦希里语版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豪萨语版的《熊出没》以及浙江师范大学2019年制作并在中央电视纪录国际频道(CGTN Documentary)播出的多语种中型纪录片《重走坦赞铁路》，有利于促进中非民心相通和人文交流。这些做法皆是实践探索之举，总体上还是初步的，仍需不断完善，拓展多种方式与路径。

人文交流，重在人民性，重在人民的普遍参与，而人民间可共享知识的支撑与先进思想的引领，则是人文交流的基础保障。从中非交往的民间层面上看，今天中非关系对于中非双方普通百姓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国际社会对中非合作关系的关注也在持续上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非合作关系要能长期保持可持续发展，要更好地造福于中非双方的人民，就必须努力将双方的关系更多地聚焦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聚焦于普通百姓对于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向往与期待，让这一双方的合作关系更接地气，更深入中非双方民间大众的日常生活，让双方的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参与途径和分享机会，从而对于中非合作的成就与意义，有更多的获得感、参与感和认同感。

因此，在努力推进面向普通百姓的中非人文交流、教育合作、思想沟通和知识对话方面，中非双方需要更多的努力，需要更多的平台建设与资源投入。成立中国非洲研究院，推进中非学术界的紧密合作与联合研究，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举措，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作者系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首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创始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非洲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中非关系史专业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