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人交 久而敬之》——上海公共外交实践（连载五十）

人文交流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公共外交的深入，人文交流的概念、机制也日渐丰富。中国官方早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便正式提出“人文外交”概念。尽管在具体实践中的具体名称可能因对象而存在差异，如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等。但在中美关系中，人文外交主要以“人文交流”命名。2015年3月16日，在会见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人文交流在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已成为新时期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然而，近年来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时代，安全竞争不断升级、政治关系日益紧绷以及经贸摩擦连绵持续，当前可谓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人文交流最为困难的时期：其战略基础随美国单方面启动中美战略竞争而恶化，其社会基础则由于“锐实力”概念的提出而遭到毒化。作为与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并列的三大支柱，人文交流的探路者、铺路者角色再次凸显，需要有效汲取历史经验并结合当下客观现实，抓住机遇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实现历史性转型，贡献于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拜登政府执政后，近乎全盘接受了特朗普政府启动中美战略竞争的深层逻辑，同时对其前任的战略策略手段加以系统化和灵活化，使中美人文交流面临更为深刻的危机，全面动摇了其战略和社会基础。

一方面，通过固化战略竞争，中美人文交流的战略基础正持续恶化。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美权力转移进程的加速，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持续从接触主导转向竞争主导，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完成了这一转变。美国自冷战结束起便开始寻找新的“对手”，并在1993年前后提出冷战后第一波“中国威胁论”；尽管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讨论从未中断，但仍是在2011年后美国政府才真正试图将应对“中国威胁”上升为系统战略，即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尽管如此，唯有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全面启动中美战略竞争才真正得以落实，战略接触被全面放弃。而拜登政府上台后，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假设，并使中美战略竞争变得更加系统、更加灵活。

推动美国逐渐从战略接触转向战略竞争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从中美对比角度看，中美相对实力日益接近，美国日益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如果以201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90年时仅为美国的10.5%，但到2021年已经达到77%。在冷战后的30余年里，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从10%增长至20%用了10年，从20%到30%用了6年，从30%到40%和40%到50%都只用了3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来说，中美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就更加引人注目。1980年，中国仅为美国的10%，到1991年增至20%，1996年进一步增至30%，2005年超过50%，2016年基本追上美国（99.76%），到2021年已相当于美国的118%。中国的快速崛起对美国而言，已经显现出“时不我待”的紧迫性。

而中国与除美国之外的其余大国的实力差距呈拉大态势，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将中国当作“唯一威胁”的战略判断。同样以2015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1990年时，中国GDP仅相当于日本的29%、德国的44%、英国的57%、法国的62%、俄罗斯的88%和印度的220%，但到2021年，中国GDP已增至日本的3.5倍、德国的4.4倍、英国的5.2倍、法国的6.1倍、俄罗斯的10.6倍和印度的5.8倍。换句话说，尽管全球主要大国的经济实力均在提升，但其余大国提升的幅度、速度均明显不如中国。从单纯的GDP衡量看，一方面是中美实力差距持续缩小，另一方面则是中美与第二集团的差距持续拉大。在此背景下，美国所感受的“中国威胁”正越来越大、越来越紧迫，开展中美战略竞争的决心进而持续增强。

另一方面，通过歪曲性的“锐实力”概念，中美人文交流的社会基础被严重毒化。

在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美国人对中国有着某种美好的想象，“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的正在开放是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自由化的预兆：最终，‘他们’将变得和‘我们’一样”。但随着中国持续崛起，美国霸权相对衰落，这种战略想象变得日益脆弱。特朗普政府认为，对华接触战略的失败源于：中国军事现代化和经济扩张是因为其进入美国的创新经济和一流大学；中国正利用经济大棒与胡萝卜、影响力行动以及军事威胁暗示，迫使其他国家服从其政治和安全议程；中国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战略强化了其地缘政治抱负；等等。因此，接触战略为美国带来的不是更好地理解中国并使中国“社会化”，而是帮助中国提升“锐实力”、对美实施“影响战略”，最终使美国饱受伤害。因此，要全面阻遏中美人文交流，切断中国“影响战略”的实施渠道，从而更好地保护美国。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对中美人文交流的恐惧，根本上来源于其“内部敌人”识别逻辑。例如，2018年2月，时任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声称，“中国间谍”正在蔓延美国各地，甚至包括学术机构。因此，美国试图“将‘中国威胁’视作不仅是政府性的威胁，更是社会性的整体威胁”，因此美国将“采取社会性的整体响应措施”。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还炮制出所谓“锐实力”理论，从而解决了阻碍中美人文交流的观念难题。因为，“锐实力”概念提供了区分美国利用“软实力”追求“善”与其他国家利用“软实力”服务于“恶”的理论工具；“不能将中国所做的与我们相似的事情并称作软实力”，“锐实力”概念“意味着一种澄清”。

自1972年以来，中美人文交流往往不会同时面临战略基础与社会基础均较为困难的局面；因此，当前阶段可谓中美人文交流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困难时期，某种程度上类似于1949—1972年间中美战略对抗、社会拒斥的状态。为避免中美人文交流“回到未来”，需要深入识别中美人文交流的历史经验，为下一时期的中美人文交流提供思路。

总结中美人文交流的历史经验，需要结合其战略基础和社会基础，建构一个立体的分析框架。从中美关系战略基础历史演变的角度，自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主要在战略接触和战略竞争/对抗之间摇摆。从中美关系社会基础历史演变的角度，自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也往往在积极的相互了解和消极的相互拒斥之间摇摆。如表1所示，基于战略基础和社会基础的不同组合，中美人文交流事实上可有四种类型，即：战略接触+认知积极；战略接触+认知消极；战略竞争/对抗+认知积极；战略竞争/对抗+认知消极。从美国总统任期的角度，可大致将1949年以来的中美人文交流归于不同类型。

表1：中美人文交流的类型学，1949—2022年

以表1为基础，回顾中美人文交流的历史发展，可得出中美人文交流发展的大致经验：

第一，在“战略接触+认知积极”类型下，较好的战略基础可有效改善不利的社会基础，形成战略基础与社会基础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中美人文交流的快速发展。这一类型的典型是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随着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的舆论环境大为改善。有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尼克松访华“彻底地改变了对于中国的公共舆论”。

第二，在“战略竞争/对抗+认知积极”类型下，即使战略基础存在摇摆可能，机制建设不仅有助于中美人文交流本身的可持续性提升，更有利于中美整体关系的发展；也即，对较为积极的社会基础的机制化建设，可有效推动战略基础的改善。这一类型的典型是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的中美人文交流。2010年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中美人文交流的机制化、系统化建设时期的启动，并逐渐推动人文交流成为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相并行的三大支柱之一。

第三，在“战略接触+认知消极”类型下，即使社会基础较差，有利的战略基础仍可帮助改善社会基础，民间人文交流可成为稳定整个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这一类型的典型是老布什政府时期的中美人文交流。尽管官方人文交流受到严重影响，但这一时期的民间人文交流却有较快发展，尤其是自费留学人数增加较快。例如，1988年自费留美生约4800名，1989年增加到7400名，其中的5000人是6月以后赴美的。

第四，在“战略竞争/对抗+认知消极”类型下，第三方渠道和民间人文交流可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类型的典型是1949—1972年间的中美人文交流。当时，中美陷入全面战略对抗，双方交往渠道极少，美国社会对中国认知极其负面，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冲击之后。这一时期，1971年的“小球转动大球”外交为中美关系发挥了重要的探路者、铺路者角色。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是在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或者说是在第三方渠道已然畅通或铺好路之后的直接双边民间交流。

回顾历史可以认为，在战略基础摇摆但社会基础积极的情况下，设法提升中美人文交流的制度化颇有助益；在社会基础不佳的情况下，民间人文交流是重要的发力点；但在战略基础和社会基础均不佳的情况下，双边之外的第三方因素是不多的着力点之一。

吴心伯教授参加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活动

当前中美人文交流的战略和社会基础与1949—1972年间颇为相似，但仍存在两个区别性特征：其一，1949—1972年的中美战略对抗近乎是零和博弈，而今天则更多是竞争与合作的互嵌；其二，1949—1972年的中美对抗发生在美苏对抗的大背景下，而今天则更多是中美直接竞争。这两个特征的结合意味着：一方面，尽管面临重大困难，当今的中美人文交流仍拥有大量双边和多边的接触渠道和机制；另一方面，尽管大量中间国家追随美国并成为美国的“急先锋”，但中美人文交流并不缺乏“第三条渠道”，即讨论各种全球性议题的国际论坛。由此而来，中美人文交流实现历史性转型的机遇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以美国政体性质为基础，以次国家层次的人文交流化解国家层面的困难。尽管在联邦层次上，中美人文交流的确面临着重大困难，但在美国社会内部，各种次国家力量仍对了解、认识中国有着强烈兴趣。这意味着，在积极推动中美国家层次的人文交流、确保其温度的同时，下一阶段的重点可以由多元次国家行为体实施。在多元次国家行为主体中，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持续推进中美教育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全球疫情肆虐期间，虽然受到中美关系大环境的不利影响，两国高校科研机构仍然不遗余力地推进合作。2022年4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国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问题对话倡议”共同举办三场“中美学生对话”活动，讨论主题包括全球治理、中美人文交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绿色发展和全球健康等。2023年2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外交政策项目共同创建“首届复旦—哈佛中美青年领袖对话”，鼓励中美青年学生研究和讨论中美在热门议题上的主要分歧与合作空间，涵盖人工智能、互联网与数据安全、太空政策和生物科技等领域，为中美正在或即将面对的共同挑战寻找解决方案。2022年12月，麻省理工学院发布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在一些重要的研究和教育领域，麻省理工学院、学术界、国家和世界都可以通过与中国进行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科学合作而得到更好的发展。虽然存在美国缺乏明确、连贯、一致的联邦指导方针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大学可以通过实施有效的内部政策和控制，实现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二是以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为基础，以国际体系层次的多边人文交流化解中美双边的困难。尽管总体继承了特朗普的对华竞争战略，但拜登政府的策略、手段仍与特朗普政府存在重大不同。拜登政府既强调与中国的双边战略竞争，同时也不排斥在全球性问题上与中国的多边战略接触甚至协作，这为以全球性议题开展人文交流、抵消双边交流困难创造了机会。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在巴厘岛会晤。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经济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也离不开中美协调合作，这还是共同利益。”同时，“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双方就开展两国公共卫生、农业和粮食安全对话合作达成一致。同意中美人文交流十分重要，鼓励扩大两国各领域人员交往。”中美将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全球发展合作和公共卫生等三个全球议题上有着比较大的接触与协作潜力，这意味着中美人文交流的重点可从双边向多边转移。在这当中，民间行为体应发挥出重要作用，在全球性论坛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展现出民间行为体的特色和优势。

虽然当前中美人文交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展望未来，中美双方可就国际体系转型、双边关系模式逐步培育共识，改善战略基础；促进双方移情式理解对方的核心关切，防止误解误判，改善社会基础。在2023年，经历了拜登执政近两年对中国采取“冷淡处理”态度后，随着疫情防控举措的放松，或许可以期待中美将有更多的接触、对话和交往，增加人文交流领域具体问题的合作与协调。

（作者系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首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