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人交 久而敬之》——上海公共外交实践（连载五十二）

我今天来也没有一个正式的讲稿，也没有一个题目，听了各位的发言我有一些心得。

我1983年去美国，当时我们的物质比较匮乏，所以我第一个印象是美国丰富的物质，尤其是超级市场。那时上海喝可口可乐是要凭外汇券的，酒店里面才可以买到，这个差距非常大。令我吃惊的是，我在那边不到半年时间回到上海，上海的可口可乐和纸制包装的饮料都有了，我们非常迅速地改变我们的形象。

我今天还是谈我的小说吧。曾有一种假象，好像全世界都爱我们。不是这样的。20世纪我去欧洲参加书展、讨论会，会觉得中国文学很重要。后来，我才慢慢认识到了中国文学的真实处境——去外国书店很难找到中国文学作品。文化“走出去”现在有雄厚的资金作支撑，当然是好事，但我们也要冷静看待“走出去”的繁荣。这些年，版权代理公司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非常慷慨地签下文学作品版权。实际上，中国文学目前在海外的被接受程度非常有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曾受到海外较大关注，但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特有的情况，此后虽然规模逐渐收缩，但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当大量“中国文化”的产品以倾倒之势冲击过去，这脆弱的趋向便溃散了。有的海外出版社并不能在发行上付出成本，出版几十、一百册书交代完事。而版权代理公司是完成了上级发派的指标。作者呢，履历上有翻译多种文字的纪录。事实上，谁也看不见书。甚至，有的版权代理公司签好约后，不再进行工作，只留下一个泡沫。

这种现象，折射出部分文艺界人士对“走出去”尚存盲目，更直指行业的虚火。盲目投钱并不是文艺作品走出去的正确方式，不该用的地方要收敛起来，市场的事情交给市场。要尊重市场，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说到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发行、出版、技术和意识形态以外，我想谈谈在西方国家，他们是不是对我们的兴趣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我们应该冷静一点，其实他们对我们的兴趣远远没有我们对他们的兴趣这么大。中国人对西方的兴趣是在我们走向共和以后，走近现代社会以后。我们想要发展，要使中国面貌改变。我们得到的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蓝本，都是来自西方欧美，所以我们这一行的小说，基本都是“五四”传统那过来的，与欧美现代文化的关系是非常高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小说有《水浒》《三国》《红楼梦》等。

我们刚才提到美国，我在美国待了半年，有一个人问我，你在美国有没有遇到作家，我说没有机会，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这种组织，没有作家协会的组织，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我83年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台湾人，他跟我有一些争执。他说，你知道有多少美国作家，我知道很多美国作家，但你们的作家我都不知道。确实是这样，他们对中国的关心度很低。谁会关心呢，汉学家会关心，娶中国太太的人会关心，所以他们很多都是倾向于英语写作。

我曾经在1989年的时候同一个作家，就是那个《熊猫丛书》，他们请我们去打书，去了《纽约书评》。我个人非常好奇，《纽约书评》是这样的一个杂志，我们都知道哈金，哈金的成功远远超过莫言得诺贝尔奖。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文学世界里面，是一个定位不是很高的奖项，而它有惊人的奖金，所以很有名。一个老太太也很客气，就跟我说，很抱歉，我们的书评只接受英文写作的书。他们不肯看译文的。

我们很喜欢看外国文学，而且有大量的译作出版，这跟我们1949年以后的状况也有关系。现在有很多做翻译工作的老作家已不适应新的写作环境了，所以我们运气很好，看到过很多品质很高的翻译小说。西方人不喜欢看翻译小说，事实上，受到欢迎的我们的译作是非常少的。这有一点遗憾，与我们的期望有一点相反。

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80年代开始的时候，全世界对我们很好奇，因为是从铁幕后面走出来的一个民族。我1983年的时候，在美国受到的是好奇的眼光、友好的眼光，非常非常的强烈。我们出去之前，他们看到的中国人往往是广东福建的。他们经常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们奇怪的不仅是样子不太一样，更可能还不太相信一个中国人能够自由的在国外行走，他们觉得只有日本人才有这样的自由。他们可能是这样在想。

我2016年的时候在美国待了半年，这半年我看到书店都要去看一看，去找有没有我们中国的书。很可惜，除了纽约的车站有一些，其他地方都没有看到上桌面的书。躺着的书是比较畅销的，有亚洲的，但是都是英文写作的；有印度的，中国的就没有。在这之前我去美国，多少可以看到一些，但是2016年之后看到的非常稀少，这和市场化起来有关系，也和我们自己冲击自己有关系。尤其是2015年的时候，在伦敦书展还是哪个书展，我们中图发行带了一个作家代表团去了，去的作家都是在市场上有苗头的、还是不错的作家。但这个代表团完全和他们的体系脱离，非常冷落，没有人来。

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不可能一蹴而就。要避免急躁的心理，我们得更加冷静，不能操之过急。

（“文化自信和公共外交对话会” ，2019年11月26日。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